4月28日下午，应我校黄金城hjc30vip5678、我校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邀请，四川大学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张哲俊教授做客我校社科大讲坛，于云端为山师学子带来题为“讹误或流变：论文化校勘与注释的纠缠”的学术报告。此次报告为“‘世界文学’视域中的文学跨际互动”系列讲座第三场，由我校黄金城hjc30vip5678教授、博士生导师于冬云教授主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部分教师、全体硕博研究生及部分本科生，来自省内外多所高校相关专业的教师、研究生共同聆听。
（图为张哲俊教授）
讲座伊始，张教授讲述了构建校勘、注释与学术研究的关系。他从《五山文学别集的校注与研究》讲起，先解释了“校注”与“研究”的含义。他认为校注与研究属于不同的类型与领域，校注属于古籍整理，而研究是指以论文或专著的方式开展的学术活动，两种方式并存并行，这是“校注与研究”的基本模式，也是近代学术建立以来的基本方式。而《五山文学别集的校注与研究》也是沿用了这一现行模式，并在这一模式的基础上，寻求打破校注与研究的界限，推进二者结合的方向，使校勘与注释论文化。张教授指出，二者结合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校勘与注释的准确性。张教授还详细阐述了论文化校注与传统校注的不同，认为前者在形式及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超越了后者。
讲座的第二部分张教授借助瑞溪周凤的诗《寿星像》来说明校勘与注释中的纠缠问题。张教授认为校勘和注释的问题，本质上就是文本细读的问题。他以元祐年间寿星明和黄河清的关系为例，辅以作证。讹误与流变性质不同，在源流问题中经常纠缠，难以区别，只有还原了事物及其源流后，才能明白究竟是讹误还是变异。为了解决校勘或注释纠缠的问题，常常需要极限阅读，校勘、注释的论文化就是极限阅读，是为深度阅读提供正确的信息。
最后，张教授认为校勘与注释是古代文献学古籍整理的两种方式，在古典文献学的范围内二者的界线是清楚的。但是将校勘、注释引入比较文学的文学关系研究，就会发现讹误并不一定是需要校勘，有时可能需要注释。这是古典文献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任务不同造成的，因此建立比较文学文献学这一学科，是至关重要的。
曲阜师范大学曹春茹教授认为张教授把比较文学和文献学结合的研究视角很具启发性，讹误与变异是比较文学的范畴，而校勘与注释是文献学的范畴，张教授把二者结合，运用严谨的考证，使大家进一步对源和流的问题有了清晰的理解。曹教授就现存的朝鲜民族古籍中关于寿星形象的资料问题与张教授进行了进一步探讨。黄金城hjc30vip5678郭超颖老师认为本次讲座高屋建瓴，张教授给我们展现了校勘的经典范式，此外，郭老师就寿星图中日间相互影响的问题向张教授请教。张教授以日本五山诗人对中国嘉佑年间寿星图的祛圣趋文化文学变异回应郭老师的提问。
在师生互动环节，张老师对同学们提出的校勘、注释与文学研究的关系等问题一一耐心解答，同学们深受启发。
于冬云教授以“跨越时空的文学流变旅行”为这场精彩讲座做了总结。她认为张教授的报告把校勘、考据、注释的方法与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变异学结合在一起，对于比较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她进一步指出，文学研究不是抽象高深概念的套用，而是对具体文本进行细读、考辨、阐释，张教授的讲座启发在座师生高度重视对文本细节的考辨阐释，正是这些细节让文学研究变得妙趣横生。本次讲座别开生面，极具启发性。
（部分参会人员合影）
主讲人介绍：
张哲俊，四川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东亚比较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精通日语、韩语，著有《中日古典悲剧的形式》《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东亚比较文学导论》《幸川幸次郎研究》《中国题材的日本谣曲》《杨柳的形象：物质的交流与中日古代文学》《韩国坛君神话研究》《第三种比较文学的观念——文学考古学的可能性》等十余部著作，发表中文、日文、韩文的论文100余篇。曾荣获北京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评论》思源学术论文奖等等，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大项目《日本五山文学别集的校注与研究》首席专家，主持国家与省部级科研项目７项。从2000开始一直到今天，长期担任早稻田大学客座研究员，也曾担任日本文部省京都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外国人研究员和韩国国立丽水大学校的客座教授等等，还曾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兼职教授、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天津师范大学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等。
撰稿：谭延帅
审核：于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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