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放教授主讲《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向及其中国问题》

12月20日上午，由黄金城hjc30vip5678和社科处联合举办、文艺学省级重点学科承办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系列讲座在我校千佛山校区开讲。系列讲座由扬州大学黄金城hjc30vip5678教授、博士生导师姚文放担任主讲，第一场报告会题为《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向及其中国问题》。文艺学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杨守森教授，黄金城hjc30vip5678院长、博士生导师杨存昌教授，文学理论教研室主任、社科处副处长孙书文教授和文艺学专业部分博士、硕士研究生一起聆听了本次报告。

报告会伊始，杨守森教授首先对姚文放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姚先生多年来大力支持我校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建设表示了由衷的感谢。

报告会上，姚文放教授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向及其中国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一，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向，是近年来发生的最重要的方向转换之一。20世纪文学理论在语言学转向的总体背景下经历了“形式转向”和“话语转向”这两个阶段。形式转向发生在20世纪初，主要代表有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解构主义。这一系列线索是以文学内在的语言结构变化来作为文学本质来看待的。这种观点是俄国形式主义对于之前俄罗斯历史文化学派社会学的逆反。在俄国形式主义者看来，社会学把文学当作社会思想史的注释或者一种力证的观点是错误的，由此俄国形式主义开始了形式主义的“向内转”。20世纪文学理论转向的另一阶段是话语转向。姚文放教授在《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向与福柯的话语理论》一文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解读，并分析了了这个问题带来的深远影响。形式转向的主旨在于研究语言形式本身，而话语转向的要义在于寻找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等涉及状况对话语的构成和运用的制约作用。经过60年的形式主义，语言学开始向外转。话语不等于一般语言，在它的背后是有社会历史语境和权力关系。话语转向起源于语言学转向并对语言学进行了消解，这种超越和消解表明文学理论从形式主义转向新历史主义。姚文放教授对福柯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经历了从考古学到谱系学的方法论转变、对于知识话语与权力关系、身体话语与微观政治的联系等问题进行了开掘。

二、福柯的话语理论与文学理论。福柯广泛研究过法国以及欧美国家的作家创作，在研究考古学时经常引论文学作品，对疯癫史、“愚人船”题材和绘画作品进行了研究，其中存在以文学想象来虚构历史的问题。福柯前期的学术研究不乏文学趣味，表现出良好的文学素养，但其1969年以后的著作很少讨论文学著作。福柯在其后期认为，文学只有个性没有普适性并对文学和文学理论表示了强烈的排斥，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其理论在文学理论史上的地位。福柯提出的历史文化语境和权力关系对文学研究特别是文学社会学研究很有价值。他的新历史主义在国内的文学理论研究界也引起一股骚动。福柯对文学理论的意义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文学观念产生的直接效应，另一个是话语理论产生的参照效用。如果战后文学的演变以及20世纪形式主义思潮起直接效用，而他对于知识、权力、身体、政治对文学理论起参照效用。姚文放教授指出，参照效用高于直接效用。

三，中国当代文论中的话语问题。四川大学曹顺庆教授提出了“失语症”问题，在季羡林先生参与后，这个问题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有人把西律中式的套用称为中国文化的失语症。在如何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问题上，理论界也产生了不同的观点。曹顺庆教授提出，在恢复中国文论话语激活其生命力的同时促进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话语的对话，在对话的同时进行互补而一些学者提出拿古代文论作为重建中国文论的基础。季羡林先生主张中西方文论的共荣互补，陶东风先生则提出在西方文论基础上进行重建。中国古代文论的“失语症”与“话语重建”争议很大，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即没有涉及到话语权力问题，只是在如何“重建”操作上而并未进入到本体层面。福柯的基本观点都是围绕权力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对于权力要进行新的理解。近代中国学界一直致力于重建自己的话语系统并取得了辉煌的里程碑。王国维、梁启超：对于“新学语”的吸纳和输入；胡适、陈独秀、鲁迅：对于白话文学的倡导；左翼文学：对于苏联及日本左翼文学文论观念的接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理论创新；建国后十七年：文学观念的发展和“两结合”的提出；新时期文论：向文学审美本质的回归及新方法的引进；世纪之交“全球化”浪潮的冲击：激发了文学理论话语的本土自觉；90年代中后期以来，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之势造成理论话语的蜕变与更新，以及当前网络话语的爆炸对文学话语的渗透。姚文放教授指出，无论时代怎样变迁，无论是体制更替还是社会思潮的激荡，其中种种权力关系的博弈都会在文学理论的话语嬗变中得到回响，引起反应。

四、“关键词批评”的历史主义倾向。90年代“关键词”进入中国以来已得到了普遍的应用，甚至已经出现了“中国文学理论关键词”的研究专著。1976年伯明翰学派代表雷蒙・威廉斯出版了《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使得“关键词”在文化与社会的背景下作为一种话语进行研究。然而这样就走向了新历史主义，就将关键词批评推向了一个更高文化研究和社会历史研究的层面。“关键词批评”在引入中国后得到了极大的重视，但就文学研究而言，总体上存在以下问题：对于“关键词”的梳理和提炼多；对于“关键词批评”的总结和反思少；偏于将“关键词”作为一种操作方法来使用，而对于“关键词批评”推动观念变革的精髓把握不力。因此寻求“关键词批评”的渊源和原理十分重要。雷蒙・威廉斯把他的“关键词批评”称为“历史语义学”，从中可以看出他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极其相似。总得来说雷蒙・威廉斯的“历史语义学”中浸润着福柯的精神，他认为“关键词”是一个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二、“关键词”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演变的地图，“关键词”的演变体现权力关系。福柯和威廉斯的解释完全适用于文学理论的“关键词”。例如“批判”这个词贯穿于德国的古典美学到马克思恩格斯到法兰克福学派再到今天的文化批判的学术中。

姚文放教授认为，关键词的成长史其实并无关乎“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的争锋，也超越了“厚古薄今”或“是今非古”的分歧，我们原不必在这些纷争中纠缠，需要着重关注的应是关键词在时光隧道中穿行的轨迹，以及在穿行过程中社会历史语境和权力关系对它的规定和形塑。

杨守森教授、杨存昌教授

孙书文教授

杨守森教授对姚文放教授的学术报告给予高度评价并向在座学生及老师提出一些重要启发点。他认为面对话语转向的过程要具有宏大视野，认为要注意以下几点：俄国的形式主义开始的形式转向；福柯的话语权力入手会让我们对问题能够深入理解，比如新历史主义；对福柯的文学观本身的看法；“关键词”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要思路，增加关键词的敏感程度对我们做文学理论研究和对中国文论的建设都是非常重要的。杨存昌教授认为，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姚文放教授的分析明晰深入，给予我们很大启发。孙书文教授提出，姚文放教授“陶醉”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具有以下三个特点：关注大问题、元问题，体现出强烈的学科自信；探究学术问题的极强的韧劲，洞幽烛微；有强烈的责任感，关注中国问题，具有很强的建设性。 研究生同学就文学理论的边界等问题与姚文放教授进行了交流。

姚文放，扬州大学黄金城hjc30vip5678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议组评审专家；《文学评论》杂志编委；教育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担任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发表论著600余万字，出版专著《现代文艺社会学》、《中国戏剧美学的文化阐释》、《当代审美文化批判》、《当代性与文学传统的重建》、《泰州学派美学思想史》、《审美文化学导论》等十多种。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获“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1次。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7次，包括一等奖、二等奖。主持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3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项。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项。现任江苏高校优势学科“文化传承与区域社会发展”负责人，扬州大学中文一级学科博士点、文艺学博士点负责人，扬州大学中文一级学科省重点学科负责人，扬州大学中文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扬州大学审美文化研究所所长。主持的《文学概论》课程为“十一五”国家精品课程、“十二五”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所著教材《文学理论》列入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多年来一直为本科生上课。培养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80余人，指导博士论文《文类研究》获2009年全国优秀博士论文。